至暗时刻：香槟的二战岁月

1945年5月8日，德国士兵在兰斯（Reims）正式投降，从此5月8日成为了“欧洲胜利日”，这一天的到来让香槟人喜极而泣。二战时期，香槟人是如何与贪婪的法西斯“葡萄酒监工”斗智斗勇的？

香槟估计是二战时期最遭罪的葡萄酒产区，不仅受到残酷的剥削，还要在德军残暴的统治下惶惶度日。但往往一个产区（甚至是一个国家）经历重创后，才会涅槃重生。 对于香槟人来说，在德军统治下的五 年是至暗时刻，但香槟人以足智多谋的手段，以及无私的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这段苦难的时期。

1940年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德国向法国主要的产区派遣了葡萄酒监工（weinführer），以便向德意志第三帝国提供数量庞大的葡萄酒。当时香槟区的葡萄酒监工头头是Otto Klaebisch，出生于干邑，曾在Matteüs-Müller家族酒庄工作，因此还是一位比较懂葡萄酒和干邑的人士。这让香槟人稍稍松了口气。其中一个香槟酒商表示：“被一个酿酒人指挥，总比被只喝啤酒的纳粹军人呼来喝去好得多。”

法国大部分产区的德国葡萄酒监工都觉得这是一份苦差事，唯独Herr Klaebisch十分享受这种军人生活，在处理事务时总爱身着军装。Klaebisch也也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物，他只是看了一眼凯歌（Veuve Clicquot-Ponsardin）酒庄的门口，便决定将庄主Bertrand de Vogüé一家扫地出门，将酒庄占为己有。

血口大开的需求

但对于香槟人来说，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Herr Klaebisc的火爆脾气。柏林总部对酒水的需求量极为庞大，单是香槟产区，需要每周要运送最多400,000瓶酒到德国总部。为此，香槟人得绞尽脑汁的保护自家的上好香槟：比如说将高质量和低质量的酒标掉个个儿，或是虚报自家产量来哭穷。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葡萄酒饮家，Herr Klaebisch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过去的：他敏锐的味蕾总能一下分辨出酒的好坏。有时，只要他怀疑香槟是劣质的，就会立即怒发冲天。

有一次，这位监工将当时的优质香槟品牌协会（Syndicat des Grandes Marques de Champagne）理事长Roger Hodez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喝点开胃酒（优质香槟品牌协会当时代表了当地主要的香槟酒庄）。Herr Klaebisch给他和Roger倒了杯香槟，并让Hodez谈谈对这杯香槟的看法。但当Hodez正准备开口时，Klaebisch打断道：“我先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吧，这酒闻起来简直糟糕透了！你怎么能让我将这些东西送给德意志国防军饮用呢？”随后Hodez便被一脚踢出了办公室。

另一次，当时只有20岁的泰亭哲香槟当家人François Taittinger被唤到了Klaebisc面前。Klaebisch对这个年轻人上交的劣质香槟暴跳如雷：“你怎能将这些带泡泡的洗碗水发给我们呢？“Klaebisch咆哮道。Taittinger不甘示弱的回呛：“那又有什么所谓？反正他们也喝不懂香槟！”恼怒的Klaebisch将Taittinger丢到了监狱，直到François的哥哥Guy跑到Klaebisch面前求情，在监狱里呆了数天的François才被放出来。

较为柔和但有创意的外交手段往往是对付残暴统治的一个不错办法。当时的堡林爵（Bollinger）庄主Jacques夫人想了个办法让自己免受Herr Klaebisch打扰。当Klaebisch造访堡林爵酒庄，Jacques夫人十分礼貌地出来接待了这位监工，只是给这位体型庞大的监工准备了一张狭窄的扶手椅，迫使Herr Klaebisch全程都得站着。在这之后，Klaebisch便再也没有去过堡林爵酒庄。如果你今天到酒庄去参观，还能看到这把椅子。

尽管Herr Klaebisch再颐气指使，但在香槟却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互抗衡——当时酩悦香槟的庄主Robert-Jean de Vogüé伯爵。de Vogüé的家族与欧洲数个颇有势力的家族具有渊源关系。这难免让Klaebisch对其敬畏三分。

在de Vogüé于1943年被捕入狱前，他和Klaebisch有过多次的会面，代表了酒庄一方的de Vogüé向Klaebisch争取到了一些优惠条件。正是de Vogüé的努力，让香槟区在被德军占领的时候免受了更为严重的打击。其中的一个成就便是建立了香槟酒行业委员会（CIVC）。

极剧短缺的产量

到了1941年的春天，香槟区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由于德方需求量的持续递增，许多酒庄的存酒都快要见底。保罗杰香槟（Pol Roger）的情况更是令人担忧，德军要求他们每月运送大量顶级的1928年份香槟。当时作为庄主的Christian de Billy说道：“这个年份的产量并不大，我们拼尽全力能藏一瓶是一瓶。但它实在是太有名了，要瞒过德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何况Klaebisch对这个年份也是虎视眈眈。”

但正是在这个时期，所有的香槟人都史无前例的团结在一起。在1941年4月10日，de Vogüé召集了当地的所有酒农和庄主，呼吁建立一个代表整个香槟产区利益的组织。“我们今天将团结在一起”，他说道，“无论是祸是福我们都将一同承担。”3天之后，香槟酒行业委员会（CIVC）正式成立。今天，CIVC依然是代表整个香槟区的官方组织。

CIVC在创立之初，秉持一个最为直接的目标：将所有的酒庄和酒农都团结在一起，用一个声音和当时的德军进行沟通。毫无悬念，de Vogüé被任命为协会主席。尽管Herr Klaebisch对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十分不满，但他还是得硬着头皮和组织的成员打交道。在一次言辞激烈的会晤中，他向de Vogüé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你们可以将酒卖给第三帝国以及下面的军队，由德国控制的餐厅，酒店和夜店，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比如驻法国的意大利大使，以及驻扎在维希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

当得知香槟区每月需要交给德国的产量时，de Vogüé试探地询问Klaebisch CIVC应如何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位葡萄酒监工粗鲁地回应道：“那就周日也加班加点！”但最终双方还是达成了妥协，也就是在多次接触之中，彼此似乎都了解了对方的底线。从某些角度看来，CIVC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Herr Klaebisch和他残暴下属们的摧残，到了后期，香槟甚至能将其中1/4的产量卖给法国、比利时、瑞典和芬兰的普通消费者。并且，CIVC也通过让有经验的工人在酒庄之间的轮流作业，确保了大部分酒庄的正常运转，在这黑暗的占领时期，令不少酒庄挺了过来。

但CIVC并不是当时唯一代表法国人民的组织。在当时的占领时期，法国抵抗军在马恩省十分活跃。在一开始，抵抗军们便注意到，如果有大批香槟被送往欧洲或是非洲的某个地区，那么很可能预示着德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41年末，香槟区被要求将大量的香槟进行特殊的装瓶，因为这些香槟将会送到一个非常炎热的国家。在费尽周折后，人们发现目的地是埃及——欧文·隆美尔将军正打算从那里展开对北非的攻占计划。抵抗军随即将这条信息传递到了位于伦敦的英国情报局。

正是通过各种方式，香槟人成功度过了二战的占领时期，那个在随处都能见到葡萄酒监工的黑暗岁月。香槟人团结在一起，共同保护香槟区最重要的财产。在香槟区迎来解放前，Herr Klaebisch被召回德国，留下数百万法郎的债款以及受挫的自尊心。Klaebisch可悲的香槟区监工生涯，便这么虎头蛇尾的结束了。

庆祝解放

在1944年的8月下旬，香槟的大部分地区陆续解放。在1945年的春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他的总部移到了兰斯，在继续指挥作战的同时，等待德军的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8日，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胜利终于到来。当地人开启了无数香槟，迎接期盼已久的光明时刻。

在70年后的今天回首，“欧洲胜利日（VE Day）”是香槟历史上的巨大转折点。和一战时期不同的是，二战时期香槟区的葡萄园并没有遭受到极端的损害。在解放后，大部分的香槟酒农和酒庄也很快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70年后的今天，香槟区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并在起起伏伏中一路向前。无论是在战乱还是和平时期，香槟永远代表着胜利。

编译： 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