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锋者的赞歌

与Jefford相约星期一

每个葡萄酒文化都需要一个先锋者，一个革命性的边缘人物，或者持不同政见的小人物。即使是一个被人们公认、但依然不断自省的“完美的存在”，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关键在于令人们不断冲击界限，叩问那些基本的规则，并且敢于梦想尚未能得到的美好。

在澳大利亚，自然葡萄酒的运动非常重要，是因为那里对于酿酒技术的公正、透明化的重视程度还比较有限。相比之下，在法国，人们早就已经理解了酿酒技术透明化和差异化的意义；最有用的问题往往是由那些最高品质的酿酒商们问出的——而且就在他们试图给葡萄酒再增加0.25%的优雅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市场将会回报这些努力）。和澳大利亚不同，法国的这些自封的“自然”革命者们热衷于在自己的创造中寻找疏漏，对科学冷嘲热讽，并不断在常识中搜寻阴谋的痕迹。

目前南非是否拥有了南半球最有促进作用的先锋酿酒商呢？很有可能。幸运的是，现在有两位深谋远虑的人士正引导着这些先锋部队的前进，称他们为“空想家”也毫不违和：他们是可以称“王”的Eben和可以称“后”的Rosa。

Eben Sadie才思敏捷、思想单纯、像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这样的一位酿酒师有着令人惊诧的专注和集中力，以及为了实践纯洁和真理，不惜冒任何风险（甚至舍弃一切：他自称曾经至少七次将酿造失败的桃红葡萄酒倒进了下水道）。Rosa Kruger是勇敢的布尔人领袖Paul Kruger的曾曾孙女，她思想开明，曾是一名律师及记者，“半途出家”成为了葡萄栽培学家，每个月都要开车跑上7000公里，四处寻找可以或已经成为优异葡萄园的土地。她的工作需要通过在世界各地旅行并大量品鉴葡萄酒才能完成；她寻找着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还有那些不把她当“顾问”，而是“同事”看待的人。

他俩之外，Adi Badenhorst则更乐意扮演宫廷小丑的角色（他会讲不少有趣的笑话）。虽然他总说自己倒霉而且老犯错误，其实他可一点也不蹩脚，反而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酿酒师。Chris和Andrea Mullineux这对夫妻（Chris来自约翰内斯堡，Andrea来自加利福尼亚）可谓“强强搭档”，他们酿造的各个价位葡萄酒都十分成功，完美地诠释了自己葡萄园的潜力——就酿酒师而言，你无法要求更多了。

这里没有年纪特别大的人，但已经出现了口味敏锐的“新一代”酿酒师，比如Chris Alheit和Donovan Rall。还有一些热衷于试验的酿酒师，有些试验太过极端，简直突破了葡萄酒的范畴，比如（好吧，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因为痴迷酸度而早早采收葡萄的Craig Hawkins，他的Testalonga Bandito King of Grapes Grenache（酒精度11.5%）几乎就是发酵了的酸果汁，喝起来好像树莓口味的小麦啤酒。此外，这里还发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起义——“黑地（Swartland）革命”，而我很幸运地在今年亲历其中。

革命的好处在于，它不会止步于小集团：这场革命在那些地位更高、更接受新思想的酿酒产业的雇用酿酒师间开始传播，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是该国比较富有的葡萄酒爱好者们也参与了进来。对于拜访南非的欧洲葡萄酒爱好者而言，那些主要的大酒庄实在太宏伟、太壮阔、太美丽了，它们产量太足，令人瞠目地富裕而且人手充足——洒水器和割草机的声音几乎从没有停下的时候——也因此让人有点望而生畏。可黑地改变了这一切：年轻而贫穷的酿酒师们能在这儿随意找到一块灌木丛生的老藤葡萄田照看，然后在大奶罐里酿酒——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分外亲切。

当然，这一切还有一个大前提，正如我在之前的专栏中记述Eben Sadie所说的：南非的纬度较低，意味着这里基本具有地中海式的种植环境，因此地中海品种及混酿——往往果实产自不经灌溉的灌木状葡萄藤，酿造过程不经刻意调整——能够将风土条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我看来，南非尽管纬度低，种植条件其实拥有惊人的多样性。但是最成功的葡萄酒，比如Sadie酿造的Palladius和Columella、Adi Badenhorst的White Blend和Red Blend，以及Chris Alheit复杂、精工细作的Cartology白葡萄酒混酿（来自黑地及其他地区），都能验证这个理论，因为南非面积最大的葡萄酒次级产（district）区确实具有地中海风格的环境。

不过，更广泛意义上的革命还方兴未艾。黑地的面积如此庞大，只有对组成这个次级产区的所有小产区（ward）具备长期的了解，才能将风土条件的潜力充分表现出来。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平坦的——但是地势更高的Paardeberg、Kasteelberg 和Porseleinberg已经显露出了令人惊诧的差异性。不过这几个地区还仅仅是一小部分，黑地北端还有海拔更高、面积大得多的Piketberg地块。“我认为风土条件最佳的地方还没有被种上葡萄。”Rosa Kruger说，“这些上好的地点在山颠，比如Piketberg的山顶。为什么还没有人在这里种葡萄呢？”

与此同时，南非农民们的大篷车却正朝沙子土质、灌木丛生的Skurfberg前进。这里还要更靠北，位于小镇Clanwilliam和大西洋之间。Kruger和Sadie是在其中打头阵（在这里，Sadie为他的“老藤old vine”系列酿了两款酒：白诗南酿造的Skurfberg和塞美蓉酿造的Kokerboom），Chris Alheit也在这里酿酒。此外，Tierhoek和Neil Ellis在Piekenierskloof有所建树，David Nieuwoudt则在Cederberg颇有斩获——这两个地区都距离开普（Cape）曾经的葡萄酒中心区域北端甚远。这么一来,你就开始意识到南非现在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等级的葡萄酒种植风土条件：第一种是传统的开普附近——低纬度带来基本的热度和光照被大海以及偶尔的狂风缓和；第二种是全新的、人烟稀少一些、地势也高一些的Cape Wineland，在这里光和热被高度中和。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第一种气候条件和澳大利亚的南维多利亚（Victoria）比较相近；另一种则更像阿根廷的门多萨（Mendoza）和萨尔塔（Salta），不过也不是完全精准地相似（风土条件的比较从来如此）。

没有南非的先锋者们，这第二种的风土条件可能被埋没至今，这里出产的葡萄酒也被无名的合作社混酿掩盖，几十年不会被发掘出来。同样的，这群先锋人物如果不敢将新鲜的果实不经调整就进行发酵，我们就不会有机会在南非葡萄酒中品尝到风土条件，而非南非各地共通的酿酒技术的特征了。先锋者万岁！

*注：或称改革基督教教徒

（编译：吴嘉溦/Sylvia Wu）

专栏作家介绍

Andrew Jefford先生是Decanter杂志及www.decanter.com的专栏作家。Jefford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从事葡萄酒写作（同时涉及的领域还有威士忌，旅行及香水），曾获诸多奖项，最近因专栏作家的成就而获奖。2009年到2010年间的15个月，Jefford先生在Adelaide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澳大利亚葡萄园及风土相关的专业书籍。他目前居住在法国郎格多克产区，Grès de Montpellier和Pic St Loup的交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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