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期间，加州葡萄酒是如何“求生”的？ | Decanter葡萄酒趣闻

图片版权：Decanter

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是在距今恰好一个世纪前颁布的法案。它允许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严厉手段阻止“有毒饮料”的销售，以为这样能够带来带来更好的社会风气。一百年过去，人们用“荒谬”、“幼稚”、“愚蠢”来形容这项世上最没无厘头的酒精禁令，因为它恰恰起到了反效果。

禁酒令在那个象征性的时期，催生了大量的走私贩和非法经营者，而且顽固多年不做任何修正；它的支持者们天真地以为禁酒将解决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造成了更多更深刻的问题。

讽刺的是，所有迹象都表明，其实葡萄酒从来也不是禁酒令首要打击的目标——烈酒才是。早在1907年，葡萄酒农Andrea Sbarboro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自己印制的手册里写道：“在葡萄酒卖得便宜的国家，人们从来不会酗酒成风；而在烈酒价格与葡萄酒旗鼓相当，可以终日饮用的地方，则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实，葡萄酒才是威士忌之毒唯一的解药。”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葡萄酒还是被卷入了禁酒令的大潮中，在整个美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可想而知，作为美国最著名、酿酒葡萄种植最广泛的州，加利福尼亚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

残酷的打击

禁酒令颁布以前，加州葡萄酒行业已经蓬勃发展了几个世代，其中品质最高的葡萄酒采用欧亚种（vitis vinifera）酿造，葡萄园多位于索诺玛或纳帕（当时前者比后者有名得多），以及一些其他地区。截至1919年，加州共耕作大约12.14万公顷的酿酒葡萄园，有超过700座运营中的酒庄，每年向国库上缴超过3000万美元的收入——旧金山法官D.D. Bowman在当时所作的演讲中曾说道。

研究禁酒令的权威专家Vivienne Sosnowski 评述道：“1919年，禁酒令颁布前夕，人们刚刚经历了一个格外阳光灿烂的秋季。山谷间的葡萄酒农以及牧户们，依然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很快，他们的希望被狠狠打碎了。”

国会议员Andrew Volstead 图片版权：Decanter

1920年1月16日，《国家禁酒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令也被叫做Volstead法案，以主张禁酒的头号人物Andrew Volstead命名。强令的实施是即刻的，酒农们毫无准备，陷入了恐慌：当时有643,520百升加州葡萄酒已经准备好上市，特别是在丰收的1919年份之后，如果再也不允许葡萄酒的出售，那这些酒要何去何从？更重要的是，那众多的酿酒厂以及成千上万种植酿造葡萄酒的家庭又要如何维生？是否还有什么法规上的漏洞，可以令禁酒令被推翻呢？难道售卖葡萄酒，只有违法一途了吗？

美国葡萄酒历史学家Thomas Pinney是这样说的：“美国酿酒厂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下场，就是倒闭关门，而无法靠经营其他业务勉强活下来——像生产葡萄干、或者未经发酵的葡萄汁等等。”确实，禁酒令带来的挑战看似是无法逾越的：政府会派人不定期抽查，有时甚至会直接关停厂家；还有更多荒谬的法令出台，比如允许酿酒，却不允许售卖等等。

求生之道

不过，加州确实有一批酒庄得以在禁酒令的年代幸存下来，采取的方法都颇为天才。他们看准了法律中的漏洞：尽管商业酿酒违法，家庭酿酒依然是允许的。

图片版权：Philip Brigandi, Library of Congress

“禁酒令颁布后的第一个年份是1920年份，那一年共有2.6万节车厢的新鲜葡萄被从加利福尼亚运送出去。”Pinney说道。这些葡萄中，很大部分都被运往了东海岸，在美国普通人家的厨房、地下室以及车库里酿成葡萄酒。1927年，共有超过7.2万节车厢的鲜葡萄运出，加利福尼亚的葡萄藤种植面积比禁酒令颁布前几乎翻了一番。

但不幸的是，这些葡萄大部分质量极糟。Thomas Pinney说道：“在禁酒令时期，葡萄种植面积爆炸性增长，但种植的并不是适合酿造好酒的葡萄，而是适合长途运输的葡萄，专门吸引不懂行的买家。在适合运输的红葡萄当中，最受人欢迎的是紫北塞（Alicante Bouschet）、金芬黛、小西拉、佳丽酿以及慕合怀特；但白葡萄往往品质糟糕得多。

BV酒庄通过酿造宗教用酒在禁酒令时期存活下来。图片版权：Decanter

其他酒农则把目光投向了宗教的需求。比如，在纳帕的拉瑟福特（Rutherford），Beaulieu Vineyard（BV）酒庄的酿酒师Leon Bonnet就为旧金山教区酿酒——因为禁酒令并不禁止“用于神圣目的”的葡萄酒酿造。

事实上，BV酒庄的宗教葡萄酒生意发展迅速，酒庄主Georges de Latour甚至在横跨旧金山湾的Livermore谷租借了Wente酒庄的葡萄园。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同时售卖Wente酒庄的高品质白葡萄酒，还有自家的上好红葡萄酒。

不过，这些“宗教用途”的葡萄酒有多少被用于神圣的事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另外那些合法“药用”的葡萄酒也是同样——药用是另一个禁酒令的“漏洞”。

也有一些酒农，干脆完全不顾禁酒令，明目张胆地在旧金山湾上下卖酒。Pinney说道，当时有不少小规模酒庄都不顾禁酒令的限制，给旧金山的餐厅供货。

“在公开卖酒的地方，没人曾经真的被逮捕过。很多民间记载都显示，当时在葡萄酒产地，或者北滩（North Beach）这些地方的咖啡店或餐厅，当地人在明目张胆地卖酒。”

而负责施行禁酒令的官员，很清楚人们在公然卖酒，但明智地选择视而不见。当时的一位酒农Everett Crosby就回忆道，“透过没有遮挡的窗户，人们经常看到市长和工作人员在市政厅对面的酒吧喝当地产的红葡萄酒。”

那么，葡萄酒是怎么辗转到达当地的餐厅和非法商贩手中的呢？这就轮到走私贩子们出场了。“当时私酒走私非常猖獗。”历史学家Sullivan说道，“比方说在圣克拉拉（Santa Clara），当地警长就因为试图执法而落选，人们都没必要贿赂他们。来自索诺玛和纳帕的葡萄大剌剌地运进来，人们在蒙特利湾的Bargetto酒庄大量酿酒，他们甚至在建筑群的地下挖了运输网络。”

------------------加州的葡萄酒走私业-----------------

Vivienne Sosnowski撰写的《酒流成河：美国葡萄酒村勇气与成功的故事》一书中记述道，在禁酒令时期，走私是一项危险的行当。因为有数千负责施行禁酒令的雇员“随时准备着，严防酒农和酒庄主们将他们的葡萄和酒送抵旧金山湾。”

不过，大部分官员都能被买通。甚至有一些更出格的，公然把药方当作圣诞礼物送人方便“开药”的，最后因此锒铛入狱。

被截获的走私车。图片版权：Decanter

为了生存下来，酒农们只能依靠走私贩子的帮助：“这对于他们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同时也是很冒险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或者需要支付巨额罚款，酿酒厂会被联邦政府派人用斧头砸烂。”

至于那些被派来执行禁酒令的雇员们，尽管也有一些品质恶劣之徒，但其实大部分都只是拿着微薄的薪水讨生活的普通人。

-------------------------

宗教、药用或是公然走私——直到1933年12月禁酒令被废除之前，这些就是一批加州酒庄存活下来，甚至生意更好的“求生之道”了。

后禁酒令时期

随着大萧条时期到来，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又急需新的税收，终于以第21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禁酒令。但在这个时候，整个美国葡萄酒行业已经百废待兴，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种植业无法立刻恢复原状，但留下了希望的火种。

1933年初，当地只有177家酒庄，但人们已经意识到了禁酒令行将废除。到了年底，酒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380家。

然而，当时整个国家几乎都已经没有高品质的酿酒葡萄出产。赤霞珠的种植面积不足325公顷，黑比诺则减少到243公顷，雷司令182公顷，霞多丽121公顷。

要如何从这些少得可怜的葡萄藤出发，重新点燃盛极一时的葡萄酒产业呢？知识丰富的酒农们，还能够重新发掘加利福尼亚那些风土最佳的次级产区、葡萄园和小地块吗？他们还能重新向欧洲葡萄酒世界发起挑战吗？这成为了后禁酒令时期最大的难题。

废除禁令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之后酒精饮料（自然包括葡萄酒）的销售和制造权落在了各州手中。Sullivan解释道：“第21条宪法修正案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它赋予了各州控制葡萄酒相关事务的权利，结合第10条修正案，带来了各种问题。如果你询问一位加州酒农，他们就会告诉你们那些不可理喻的制度和限制，比如跨州运输，还有必须填报的那些冗长的书面材料。”

如今，尽管加利福尼亚的酿酒法规比起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更加宽松，但禁酒令时代遗留下来的影响仍在。这些过时的规范不仅妨碍跨州的葡萄酒交易，更让酿酒商连许多简单的想法也无法实施。就算只是在酒窖迎接来客，并给他们一些样酒品鉴，酒庄也需要先完成一系列申请。

之后几十年，禁酒令的影响才慢慢消退。品质低下的家酿酒，给美国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一段时间里他们对于本土葡萄酒的品质持怀疑态度。

同时，禁酒令也长久地影响了美国人的口味，和德国雷司令在上世纪70年代遭受的声誉危机相似。最糟的是，禁酒令让美国人在一段时期普遍认为，在就餐时品饮葡萄酒的生活方式是个不好的习惯——这样的“观念冲击”，恐怕才是禁酒令最糟糕的遗产。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亏一些优秀酿酒人的不懈努力——其中最出名的是罗伯特-蒙大菲——才终于慢慢扭转了人们对美国葡萄酒的印象。

作者Julian Hitner是一位葡萄酒历史学家，目前正在撰写著作《波尔多历史的全貌》。

编译： 吴嘉溦 / Sylvia Wu